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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中学与西学作用视角
2020年09月11日 13:59 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2期 作者:阎凤桥 字号
2020年09月11日 13:59
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2期 作者:阎凤桥
关键词:学术制度;中学;西学;融合;

内容摘要:中学以会通为特征,西学则以分科为旨趣。

关键词:学术制度;中学;西学;融合;

作者简介:

  摘 要:中学与西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中学以会通为特征,西学则以分科为旨趣。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内部的传统因素与来自外部的影响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现代的中国学术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倾向,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评估,从传统中挖掘可能的积极因素。

  关键词:学术制度;中学;西学;融合;

  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发生在清末民初,其标志是现代学术组织、学科体系、学术职业、学术规范的建立以及相应的学术行为的形成。1905年废科举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被现代知识人所取代,读书人从以学而优则仕为志业转变为以与知识打交道为职业(叶文欣,2015),知识分子群体利用报纸和小说,开辟公共领域,用他们“想象”的现代社会,去塑造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国民。另外,现代学校取代了国子监、书院等传统教育形式,相应地,知识人的治学方式和传道授业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学术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既有内因,也有外因?;蛘呋痪浠八?,它(新学)既包含了传统成分(旧学),也包含了外来成分(西学),是两者作用和融合的结果。关于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论著,尤其是历史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呈现了新的史料,并对新史料做了新颖的阐释(陈平原,1998;陈以爱,2002;刘龙心,2007;桑兵、关晓红,2007;左玉河,2004,2008;王汎森,2011;应星,2017)。本文并不是一项历史研究,而是从一定的学理关怀出发,采用“理想类型”(ideal type)方法,对已有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再做讨论和分析。在研究思考过程中,始终围绕在笔者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中国学术模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样态?一些研究者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提出,中国大学的模式与西方大学模式存在着不同之处,比如知行合一、官学合一等就是中国大学的特征(Hayhoe,Li,Lin,and Zha,2011;Li,2012,2016)。对于现有的一些说法,我认为还不足以论证和阐明中国大学模式,理由是:有命题却事实不足,缺少对于事实细节的分析,特别是缺少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去阐释中国大学模式发生学的内容,所以论证显得比较空泛,犹如空中楼阁。在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系统特别是大学系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今天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是如何作用的?哪些传统因素得到了保留,哪些传统因素得到了扬弃?学术现代化过程有哪些方面值得反思?通过阅读文献,笔者有一些体会,撰写成文,抛砖引玉。

  一、中国学术的嬗变

  这里,学术是知识体系的别称。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一直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生产着知识这类精神产品,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伴随着其学术的发展,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形态和学术流派。具体而言,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国学术之源起。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之学,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述而不作,克己复礼,是百家中的一家,也是后来延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一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的繁荣期,相当于西方社会的轴心时代。

  汉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后来儒学的优势地位。汉学重考证,辨真伪儒学,产生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随后是魏晋六朝的玄学、唐朝的佛学、宋明理学、清朝的朴学。朝代更替,学术变化,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此泼恳桓龀难醵加幸欢ǖ那阆蛐?。其实,上述对各个朝代学术特征的归纳只是采取“理想类型”方式做出的一种概括,在每一个朝代的主导学术形式之外,都有其他非主导学术形式的存在,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王汎森,2011)。

  离我们时间最近的是清朝。从一定意义上讲,乾嘉考证学或者说朴学是汉学的回归。清末,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着保国与保种双重?;?,学术与社会现实纠缠在一起,使得学术也发生了一个转向。学术形态,从外部看是西学东渐,从内部看则是旧学新知。其中,在实用思想的指导下,从重考据向重义理的转变也成为一时的风气,其原因在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剧烈变革过程中,学术不能脱离于社会现实而以纯粹形式存在,必须对国家生死存亡之命运和社会发展之需求做出反应。余英时(2006:127)在评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时,就这样写道:“《新学伪经考》显然更是一部提倡‘变法的意识形态’之作,并非出于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薄?/font>

  始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第一所现代综合国立大学,是维新变革的产物。就文科而言,在1914年之前,桐城派在北京大学占主导地位,其治学风格重辞章。之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们,即所谓的浙东派,纷纷进入北大任教,浙东派治学重求是和客观性,是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其贬斥桐城派治学之空疏。在学术争鸣中,浙东派取代桐城派,占据了北大文科的主导地位(曹聚仁,2003:366)。到20世纪20~30年代,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胡适、蒋梦麟等人,用他们受到过的西方学术训练方式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学术体系,经过两代学人的努力,构建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陈以爱,2002)?!?/font>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并不完全是外来力量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已经存在的现代要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被重新审视、评估和焕发,从一种隐蔽状态转变为显性状态?!渡瓯ā肪驼庋吹溃骸白耘贩缍?,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反时有所闻,盖以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我国文化沟通之动机?!保ㄕ绿?,1920[2008]:4)具体而言,清代的朴学与西方学术就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胡适看来,中学中的音韵、训诂、??北旧碛胛鞣降目蒲挥惺裁幢局实那?,它们包含着西学最关键的实证含义。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2010:110)这样评说朴学:“清代考证学者强调严格的研究、缜密的分析,以及从古代器物和历史文献与文本中搜集不偏不倚的证据?!薄侗贝笳砉Ъ苹椤罚?920)中也写道:“其(朴学)整理之法,颇有近似于近世科学之方法?!保ǔ乱园?,2002:43、171)。再如,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章太炎重求是而轻致用的独立治学态度,与西学的某些方面又是相似的。从这个局部情况看,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中国学术系统的内部转化与外部冲击是同样重要的(林毓生,2011)。这种内部转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就要看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互动关系?!?/font>

  二、中学与西学的知识类型

  中学与西学之异同,难以有一个简单而统一的说法,但是可以针对特定的事实,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和判断。社会环境是孕育知识的土壤,不同的社会环境孕育着不同的知识形态。胡适、费孝通、冯友兰等人,分别从社会环境与知识的关系角度,阐述和比较了中西方知识之间的异同?!?/font>

  中西学知识体系的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下面做一些描述和讨论。

  首先,中学重人文知识,西学重技术知识。儒家思想是中国政治的主导思想,儒家讲秩序,被各朝君主所釆纳,延续了两千余年,具有稳定和保守的特征。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将尊德性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道问学。这是传统中学体系的基本倾向。费孝通(2006)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特征时,把知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知识,另一类是规范知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发展阶段,所以技术知识欠发达,多数知识都属于规范知识,规范知识是在处理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社会对于礼仪尤其重视,重仁义礼智信等德性修养,从而导致重传统、轻创新。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1998)分析了乡土中国的若干特征。中国是农耕社会,不同于游牧社会,人们固守在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孕育了中国的特有文化,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农民的交流靠口头,不需要文字,不需普通意义上的抽象概念。

  中西知识形态的差异,与中西地理与经济形式有关。中国是陆地型国家,农垦经济占主导地位,造就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也造成了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反之,西方是海洋型国家,商业发达,造就了城邦社会结构,也造就了以知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冯友兰(1996)认为,中国哲人使用直觉性概念,而西方哲人使用假设性概念,这导致了中西方在哲学形态上的差异。中国的哲学表现为名言隽语附加比喻例证,导致知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西方哲学则发展了知识论。中国的四大发明知识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相反,西方产生了现代科学知识,它是探究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果,超越于经验层面的智识追求,产生了为知识而知识的治学倾向。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作为西学和中学特征的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其次,中学重通才,西学重专家。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学说包含了自然知识,但是它没有发展成为主流,主流的知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在人文知识范围内,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表现为经史子集,是笼统和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难以说是一种明确的知识分类,所以中国的知识人(士)也都是通人,只有通晓所有知识,才配得上知识人的称号。相反,西学则是以细分为其知识系统的特征。从日语借鉴过来的“科学”一词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在西学分科体系下,知识向着专深方向发展。对此,钱穆(2001)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有精辟的阐述,他写道:“故中国人言思想贵主通,西方思想则贵有别。西方人须一家有一家之特出思想,而中国人则贵在共同问题中有共同态度共同思想?!保?6)“故言学术,中国必先言一共通之大道,而西方人则必分为各项专门之学?!保?2)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背景不同,诞生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也表现出某种差别。与西学相比,中学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学主要是规范知识,缺少技术知识;二是中学侧重于通,不侧重于专。从中可以对中西学之别略见一斑。另外,方法是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在怀疑态度的指引下,不断探究事物之间的联系,使知识获得了进步。相反,中国儒学的治学方式主要是读圣人之书,以经书为圭臬。

  在对中西学差异有所了解后,我们要问,它们是否存在着共同之处?能否相互融合?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胡适(2012)勾画了中西哲学发展的脉络。从发展历史看,中国哲学吸收了印度哲学的内容,西方哲学吸收了犹太哲学的内容。中西可否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共同的哲学,这是胡适的期许。冯友兰在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也提出,中西哲学研究应注重共同之处。如果中西哲学之间要融合,就应求同存异,什么是共同之处呢?粗略地看,如果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么在儒学之外,我们还有诸子百家,其中不乏与西方哲学媾和之处。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即与西方自由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孟子的民本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有相似之处,《尚书》即表达“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在孟子那里体现为“君轻民贵”。墨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和科学主义的潜质。墨家将知识分为三种:亲身经验、推论知识、传授的知识。注重耳目的经验是科学的根本。墨子处处要问为什么,这导致了实利主义的取向。在“别墨”时代,中国哲学达到鼎盛,科学精神、方法呼之欲出,但是这种发展态势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向前发展。为什么呢?胡适(2012)认为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第一是老庄、慎到、田骈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特别是庄子《齐物论》所反映出来的怀疑主义;第二是荀子、韩非一派狭义的功用主义;第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代表人物是荀子、韩非、李斯等;第四是方士派迷信的盛行。即使在儒学中,汉学家和朴学家的治学也包含了科学的精神。上述几例说明,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独立演化,竟有如此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的一些共同本性。

  三、西方国家对中学的影响

  清末民初,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下,中国的学术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废科举和变书院后,有用的西方知识被借鉴过来,新式学堂得以建立,西方学科分化和专门化而形成的学科体系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形式。于是,中学从过去的笼统知识体系转变为分科之学。梁启超认为,“史”是在中学和西学中唯一共有的具有相同名称的知识门类(刘龙心,2007:2)。但是,中国传统的史学与西方的史学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名同而意不同。西方的史学是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知识分支,而中国的史学是一个笼统知识体系,所谓“六经四部皆史”。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初,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事出有因,《新史学》的问世与《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相伴随,而学堂章程的内容是从他国借鉴而来的,所以可以说中国现代历史学的转化过程是在西学影响下进行的。经过学科化或者专业化改造的中国新史学由时间(通史、断代史)、地域(国别史)和专题(专门史)三部分组成,另外还有理论和方法部分。刘龙心(2007)以北大历史学系早期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个历史学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北大历史学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过程,其本质是历史知识学科化的过程。中国知识体系的学科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体用之分不再是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分工(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在中学和西学内部都兼有体用分支(有些学科属于“体”,另外一些学科属于“用”)。北大历史学系的发展过程,可能是诸多学科制度形成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除了学科化之外,西学对中学还产生了哪些其他影响?王汎森(2011)对于历史学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将其研究结论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一些过去没有的概念被引入,如国家、社会、公民等,不仅改写了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形塑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第二,史料范围得到了扩展,不仅是经书,而且包括实物、档案、民俗等。例如,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甲骨文字不多的情况下,关注对考古挖掘地的记录和拍摄地下文物的整体形态。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读书人”,认知范围超越了书本典籍。第三,建立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将研究内容对象化,区分认知的主体与客体,研究者持价值中立态度,反对学术受实用之驱使,“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为学问而学问”、求真(而非求善)、注重“虚理”逐渐成为一种治学风气和治学行为。第四,学术批判的精神得到弘扬,疑古,大胆假设,通过实事说话,有一分资料讲一分话。第五,“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而不完全是个体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团体和建制,呈现知识生产的现代格局,如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和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

  陈平原(1998)对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变化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胡适注重科学方法的使用,树立了新的学术典范,《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例,该著与以往论著相比有所创新,充分体现了考证学的价值。另外,胡适对《红楼梦》一书及相关资料的考证,证明曹雪芹在书中写了自己的身世,又证明红楼梦并非曹雪芹一人所写,后面的章节是他人续写的。这种新的研究方式及其产生的效果,在当时发挥了提振学人士气的积极作用。

  四、从现代学术制度建立过程中可汲取的教训

  上面所谈的内容,都是西学对于中学改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在特殊的情形下,容易产生学术优劣评价一边倒的片面。对于片面的问题,余英时(2006:19)指出:“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歪曲则发生了?!闭舛位笆浅な奔湟岳囱酥窝闹堑钠毡樽纯?,因此对于事物发展认识的歪曲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的现代社会制度和学术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外力迫使之下形成的,属于后发外生型。在制度确立的过程中,由于变革速度过快,有些应该保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保留下来,书院就是一例;而引进的东西也由于速度过快,没有得到充分的消化,与本土缺少有效的衔接,相关的事例比比皆是。以科举为例,科举制度源于隋唐,历经1300余年,终于1905年??凭僦贫燃嬗谢拖矫嫘?,不宜完全否定或肯定。从社会意义看,科举对于维系中国集权统一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庞大的帝国成为一个文化和行政统一体。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实现社会的流动,打通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对于科举制度,沈兼士(2017:208)做了如下评说:“清代考试制度的内容,就学术文化的立场而言,它是阻塞进步;但就人事行政的立场而言,犹不失为一种公允客观的测验人才方法?!?/font>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被迫开始的,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引起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是容易模仿的,而文化与精神则模仿不来,具有滞后性,需要长期涵养和教育。张纯明(2016:70)写道:“自前清末年到现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种的改革看得太容易了。每看见西洋人有甚么新颖的主义,新颖的运动,新颖的制度,我们就想马上搬到中国来,以为如此,我们便可以富强起来。这种办法显然对于某种主义、某种运动或制度的真义及背景没有深刻的考虑和了解,结果是机械的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仿其共产,忽而希望模仿其独裁制度。旧的逐渐破坏,而新的却杂凑起来,没有一贯的条理。这固然是望治过切,急不暇择的结果,而也是对于本国的需要太不明了,以致只抄袭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养这种制度后面的精神,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其结果是理论与事实扞格不入,计划与实施凿枘难通?!?/font>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主体,在现代学校中,经学不复存在,按照西方学科体系,它被打散成不同部分,分别进入史学、文学、哲学学科中。章太炎提出,不能混淆治经学与治子学,治经学可重考据,而治子学则不然,要超越于考据,不拘泥于细节考证,要有一种想象力之大气。随着科举废除,一批新式学校得以建立。虽然这对于推广教育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不是没有一点问题。章太炎就反对学校制度,而赞成书院,因为前者重耳学,后者重眼学。在他看来,眼学比耳学更有效。

  传统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洽性,变革破坏了传统的自洽,如果不能建立新的自洽,就容易产生功能失调的问题。在传统中国,叶落归根的文化传统保证了农村人口的素质,清朝科举有半数人来自乡村。现代教育使农村进城读书的人回不去,教育不能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反而腐蚀了社会。民国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传统的私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型的学??嘉适?。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学校遭到乡村的抵制,因为它更昂贵,且不实用。中国乡村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至今乡村的教育仍是精英取向,脱离生产实际,没有留住人才,而是送走了人才(朱汉国,2018)。因此,从社会局部来看,现代化确实表现出某种局限性。

  钱穆在评述中国学术转型时,有一段话说得相当深刻,钱穆(2001:164)说:“今人之务新学,其实亦乃西方之旧。故今日之言求变求新,则亦惟一务西化而已。以彼之旧易我之旧,变则然矣,新恐未必?!彼孀藕笙执缁岬睦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开始于中世纪末,引起如下的社会变革:从共同体到社会(涂尔干、滕尼斯对此有所论述);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从宗教统治到科学至上;从互惠经济到再分配和市场经济(波兰尼对此有所论述);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在这些变化背后是一个高度专业分工的社会,一个组织化和理性化的世界。人类在打破一些束缚的同时,又陷入另外一些束缚。如人在破除宗教信仰的同时,又陷入“国民财富”的信仰。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也同样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反映。人类学者王铭铭(2005)指出,学科化的社会科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之后传播到其他国家。它是以“知识的力量”为根本特性的。这个起源及其之后的发展,产生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中心主义”两个特征。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上述特征的影响不同,经济学和政治学涉及经济和政治制度,似乎“中心-边缘”范式还容易被接受一些,而社会学和人类学涉及文化、传统,则不宜釆取两分范式,而宜釆取“在地即是中心”的知识视野。比如,西方“民族-国家”的格局就不适合中国“多元-一体”的事实。再如,西方的“世界体系观”也不适合中国史前业已形成的“天下”观。用“多元一体格局”与“天下观”看待中国多民族的构成,可以对民族-国家构成的观点予以补充。这个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学术意涵,不同于虚空的中国模式的倡导。

  王铭铭(2005)专门讨论了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问题,提出构建开放人类学的设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专门领域,人类学创立于19世纪中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科学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人类学本身有一个转向过程,其前期为“帝国眼中的人类学”,后期为“他者为上的人类学”。人类学的上述转向,凸显了非西方社会的重要地位。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莫斯的《礼物》一书中提及的毛利人的Hau,对于西方社会具有意义世界重述的含义。二是葛兰言撰写的《上古中国的婚姻类型及亲属关系》,从中国的礼仪中发现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论,中国社会变迁不在于法律和规范体系的变化,而在于道德立场的变化?;毓酥泄睦?,天下观表现为朝圣和朝贡两种形式。穆天子西征属于两种天下观的结合,封禅属于朝贡,佛教西天取经和清末变法则属于朝圣。20世纪形成的国族之自我关怀的人类学特征,是一种封闭和狭隘的学科范式,应该从中国天下观的历史回顾中受到启迪。

  虽然人类学的起源与西方殖民地扩张相重合,并且直接服务于殖民国家统治的需要,但是经过改造的人类学则比其他学科更具包容性与同情心。人类学关注他者,怀柔远人,从中拓宽看问题的空间和时间视域,身居现代而关注传统,从地方知识中阐释普世意义。因此,从人类学这门特殊学科的发展情况看,从西方国家诞生的这门学科具有某种偏狭性,并不能涵盖其他国家的多样化格局,反之,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去修正西方偏狭的人类学,则会起到纠偏的作用。

  五、结语

  鉴古可以喻今。今天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可以从历史演进过程中找到根源。西方现代化本身既有进步含义,也蕴含着一些固有的矛盾。后现代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诊断和治愈现代社会病的良方,可以部分地从传统社会中找到启示性答案。类似地,现代学术制度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以西方学术制度为主导,其发展过程也具有进步和限度的双重属性,其限度之超越可以从包括中国学术体系在内的众多学术体系中汲取营养。当然,中国现代学术制度汇合在外来西学和传统中学两条历史延长线上,其未来发展既要继续开放,不断向其他文明的学术体系学习,也要基于本土实践,不断审视和评估自身的传统,实现自身的有效转化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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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阎凤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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